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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横

天津党史(四)2017.09.21

整治贪污纯洁队伍 奠定革命胜利基础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反腐

 

 腐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腐烂,也形容(思想)陈旧、(行为)堕落。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中国古代许多政权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执政周期率就是例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巴黎公社失败和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表明,即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也会面临着权力腐败的考验。从1921年的南湖红船到今天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坚定不移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发展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此时的天津地方党组织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领导天津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始终致力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建设新天津、发展新天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按照“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要求,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迅速投入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使天津革命活动迅速活跃起来。

    1925年8月,由于军阀当局镇压,天津革命形势逆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党的地方组织坚持斗争,虽遭敌人一次次镇压仍坚不可摧、不屈不挠地斗争着;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虽经受失去战友和亲人的巨大悲痛仍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着。

    1926年年底至1927年年初,党在天津的领导机关和秘密联络点遭敌人破坏,江震寰等15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他们虽身陷囹圄,却坚贞不屈。江震寰在给妻子的信中为将要出生的孩子取名“赤星”,并叮嘱妻子一定要“抚孤之承我志……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期”。1927年4月18日,军阀当局下令把江震寰等人押往南市刑场杀害。沿途,江震寰等人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怒斥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罪行,高呼革命口号。刑场上,江震寰面对刽子手的枪口,怒而不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最后,江震寰身中3枪,含恨倒地,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在遇害的15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

    大革命失败后,为恢复和发展党在北方的革命事业,1927年中共中央相继成立顺直省委和北方局,作为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北方局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以解决错综复杂的顺直党内矛盾。

  面对敌占区异常凶险的斗争环境,党在北方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要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无论发生任何变故,都必须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保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与此同时,对一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甚至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则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处理和清除,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1927年,朱锦棠在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期间,因“不坚决的公开的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奋斗”,受到中央的点名批评和警告后,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认为自己受到了冤枉。从开始时不断发牢骚,到逐渐对革命丧失信心。1928年六七月间,朱锦棠携带由他保管的中央经费6000元,同妻子潜逃。新中国成立后,朱锦棠被依法进行了严厉的惩处。

  1928年1月,工人出身的王藻文当选为顺直省委书记后,工作上自满专断,沉醉于当上了同“过去的省长和督军”一样官职的感觉,为了炫耀个人地位、拉拢同志,凭个人感情随意给工人党员发津贴,甚至用金钱收买同志及推动工作,受到批评和撤职处分。此后,他即联合李德贵(顺直省委委员)等少数人进行反对省委的分裂活动,走上了公开反党的道路。

  1929年5月31日凌晨,顺直省委锄奸队队长郭宗鉴奉命率领锄奸队队员郑丕烈,在法租界老西开教堂附近对王藻文、李德贵执行枪决。不料,王藻文当时未死,并向随后赶来的敌人提供了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的有关情况。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遭到最严重的破坏。

  天津党组织负责人傅茂公、薄一波等重要干部和党员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受尽压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子等各种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硬的不行,国民党当局又以高官厚禄相诱,在遭到一次次严词拒绝后,便以“危害民国”等罪名,将他们判以重刑,投入暗无天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狱中他们利用各种时机,揭露敌人的罪恶,争取某些自由和改善生活待遇,并建立了党支部。120多名政治犯于1930年7月2日开始绝食斗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在严酷的对敌斗争和生死考验面前所具有的坚定信念和高尚的革命气节。

  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4年10月前后,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机关陆续从北平迁到天津。1935年2月,高文华任河北省委书记,并于5月兼任北方局书记。此时,省委与中央失掉联系,党的经费十分紧张,高文华和夫人贾琏(负责省委经济工作)为坚持斗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出生仅6个月的儿子以50元大洋卖掉,使党的工作维持了3个月,缓解了困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党组织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天津周围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创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冀东西部地委书记兼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县委书记田野、“八路军母亲”杨妈妈、盘山民兵班等一批抗日英雄、抗日模范和抗日集体。八路军指战员和蓟县等地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盘山抗日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巍然屹立。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载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史册。

  1945年2月,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发出开展整风的指示,要求全区在2月至6月普遍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过程中,各级党组织的学习制度、组织制度进一步得到建立健全。每个党小组都配发了《党员基本知识》《党员常识》《新党员课本》《支部工作》《气节教育》等党课教材。针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作风,普遍在党内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结合形势教育、拥军优属教育,对个别党员存在的贪污腐败、严重脱离群众等现象,给予了严肃处理或纠正。

  在市区,天津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遵照中共中央“荫(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进行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地下抗日斗争,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大批干部、党员以及物资、情报;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向城市各界人民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团结爱国力量和广大群众,推动华北敌占城市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在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按照“做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的要求,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市内的群众工作上,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市民运动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导,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和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指引天津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津委会和天津市委还领导郊县解放区军民开展收复失地、巩固和保卫解放区的斗争。

  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市周围各解放区都开展了整党工作。

  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内容是,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对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予以纪律处分;对混进党内的少数分子予以清除出党。

  整党初期,由于对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加之党还缺乏领导农民实现民主权利的经验,因而出现“左”的偏差。1948年春,天津农村各县纠正了错误做法,把关门整党变为开门整党,整党工作在公开、民主和法制的原则下全面展开,到6月整党运动结束。经过整党,不仅清除了奸细和阶级异己分子,而且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动机不纯问题,党员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解放天津的斗争中,天津党组织通过各个渠道,出色地完成了获取国民党守军城防工事及有关军事情报的任务,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取得天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迎接天津解放,1948年12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和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移交守则》等方针政策以及军管人员入城纪律、入城须知和《接管人员工作守则》,为全面接管天津做好准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此,天津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 执笔人:林琳 )